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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治医师:我护法修炼中的一点遭遇
文/王霞
【明慧网2000年9月17日】我叫王霞,原某医院主治医师。97年7月起,和丈夫一块修炼法轮大法,儿子两周岁零十一个月起也跟着一起学《转法轮》、《精进要旨》等。我们全家在大法中受益无穷。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资金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传播法轮大法,看到他们道德回升,体质增强,我们发自内心的高兴。我们修炼者之间的坦诚相待,都很容易勾通并成为朋友,我去辅导员家一块学法交流,他们为弘法那种几乎要倾其所有的心情无不流露于言行。

99年4月25日,我虽然没去北京上访,可我支持我丈夫和功友们去。7月20日,我市5名大法辅导员被抓,当地政府答复是:哪也别去找,找也没用,这是上边的精神,肯定是和炼法轮功有关。7月21日我们一家三口进京上访,临行前,我儿子给我和他爸爸背了一遍“无存”(《洪吟》)。进京后当晚先后被抓,并被遣往保定。在保定大院内,云集了河北省进京上访被抓的大法弟子,7月22日早有消息说再不各自自回家可能要扫射,没有人动。过一会儿院内的人被防暴警察围住,已不让出去。之后当地领导来讲话说:“你们的事情在我们这解决不了,回你们当地吧!”这就是公民有上访权利的“体现”?人们当然不甘心,没有人动。后各地来车接自己的人,用脚踢人,当场打倒者坚强地站了起来,有人高呼:不许打人!也因此而挨打。政府用武力回答了我们上访的结果:不许上访。7月22日,因承德没有车接我们,我们因对政府失望,不知如何去做,就自动坐车回家,在保定车站,我们看到了取缔法轮大法的新闻。

回单位后,单位要求我不要上访、交书、不要组织炼功、要退出法轮大法组织。我当时什么也没答应,后来为保存大法资料,违心地在当地派出所写了几个字:“保证以后不再练习法轮功。”此保证成了我的心病,我为此痛悔不已,并暗下决心找机会纠正过来。

99年8月来,局领导通知我去局里开会,到会的还有其他不炼功的功友,会上局长作了讲话,让我们每人表态,以使组织上报材料。我积极发言,表明了坚修大法的决心,为此,局长雷霆大发,立即叫单位来人接我,并提出几点要求,最后喊到四点:不许进京、不许再炼、退出法轮功组织、限一周内写出检查。回单位后停止了我的正常工作,脱产学习揭批法轮大法的报纸,让我“提高认识”。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,我哪看的下,我感到很无聊,我向单位领导讲:不要逼我,这样下去早晚我要走的。99年9月1日晚,我们一家三口毅然离家,临行前,我给单位留了纸条:“我去云游了,从此以后地球上没有我的单位,没有我的家……”和我们同去的还有几个功友,当然奔北京,看看北京怎么样,我在内心发誓:“法不正过来不回家,即使蹲监坐牢也不怕。”

我不认路,在北京随功友们走,在一郊区租房住下,我和其他女功友住在一起,孩子由我来哄。白天找外地功友交流、学法,晚上炼功,我们天天啃凉馒头,有时连榨菜也没有,有时熬一盆热粥,因带的书不够用。9月4日我坐车回家取书,被单位领导发现并报警,当晚被抓。

9月4日当晚审问我其他功友的去向,没有结果,9月5日被送往承德花园村宾馆做“帮教”,只要按要求保证不炼,不上访就放人,因没做保证,于9月9日被行政拘留,在承德市大老虎沟看守所,家人和领导含泪相劝,也动摇不了我的心。行政拘留14天后转刑事拘留。刑拘后我们坚持炼功,所长、队长们告诉号长监控我,如果我要炼功,她要不管、不汇报,就惩罚她,她吓坏了,我说别怕,我自己的事自己承担,有一天早晨所长来老虎笼前问:有人炼功了吗?我怕号长为难,赶紧回答:我炼了。于是所长叫人来:“给她大号脚镣子砸上。”我被砸上脚镣子之后,按要求走了大约200米才回号里,号长她们都哭了,当看到我微笑着,也就忙着给我用布条缠脚镣子,那布条是我还没回号时隔壁号长撕了自己的床单做的,所长告诉我:“你写一份检查交给李管教,不写检查李管教就不给你摘镣子。”我当然不会写检查的,而且仍然坚持炼五套功法。号长她们帮我洗澡、洗衣服,在生活上尽力照顾我。一天,市领导一行及记者们来号里录像,避开了我的双腿,脚镣子带了五天,五天之后罚跑步时摘掉了。罚跑步前告诉我们:让你们把脚跑肿了,穿不上鞋!我们大约一天跑两万米,加上一定时间的正步训练。我的脚磨出了血泡,但一声不吭,比较艰难的是岁数大的功友,50多的人也要跑,谁要落后就用树条打,一边打一边问,“悔过不?”谁要少跑一圈,以打一棍来顶替。受罚跑圈期间,我们都坚持炼功。那是99年10月1日晚,为施加压力隔壁号里炼功后,给她们号长带上了脚镣子(号长是常人)手和脚铐在一起,强制在走廊里走,队长还说:“你们不善吗?你们炼功就罚她,你们忍心看着,善心哪去了?”所长把自己的不善加到了我们头上,我们看到隔壁号长无端被她们惩罚,心里很难过,就和他们讲理,他们不答理我们,为了向他们表明任何方式也阻挡不了我们炼功,我们号的大法弟子都起来炼功了,在上站不下就站在床上,这可吓坏了号长及其他人,有人惊呼:“快来人,她们都在炼功啊。”所长一行拿着警棍赶到,所长亲自挥动警棍打倒了所有的人,我是最后一个被打的,打倒之后我又站起来,再打时就没倒下。打完每个人所长边走边问:“看你们谁还敢炼。”我回答:“我还敢,你要不嫌累就接着打。”她见我面带微笑,听我说谢谢她,就楞了,不再打了。其实警棍也已经当场打折了,因新警棍没及时买回,所以我们跑步挨打的,临时用树条,挨打后,我的脖子转动已成问题,后颈部肿起,呈青紫色,我想性命保住了,没落残疾已是万幸,所以也没在乎,三天后奇迹般地好了。挨完树条,告发我们的室友伤心地哭了,说:“以后再也不管了,真对不起你们。”我们劝着她睡着了。第二天早,仍然被罚跑步,在艰难困苦中,我们写了一份上访材料。

刑拘结束,把我们弄到花园村宾馆,进行大型“帮教”,有市各级各界领导及知名人士参加,帮教会上,只许听,不许说,只许点头,不许摇头,我要求公平对话,被棒出会场,因怕逃跑又被带回,声称忘了准备手铐。我们夫妻二人同时被拘,儿子都是亲朋好友照顾。这时,我见到了儿子,差点没认出来,妇联领导让我为孩子想想,赶快悔过回家。我回答:“这是国家和政府造成的,我没有罪,没有过,无过可悔,你们妇联领导怎么不替我们呼吁一下呢?”因坚持炼功,在学习班期间,被他们戴上过背铐,没等学习班结束,就发了一份劳教通知把我们几个“顽固”分子退回了大老虎沟。顺便指出,劳教决定书上有几处不实之处。

已记不准是哪天,把我们送到了石家庄劳教所女队,在那里我们又签名一份上访材料,以绝食来等待回复,因坚持炼功被监控,被罚站罚跑。于1999年年底转入河北省第一劳教所。在省一所一直是严管,有监控人。队长、值班员为了阻止我炼功,曾把我铐在树上、篮球架上,有时“背飞式”的铐着,我也挨过队长的脚踢、嘴巴子。我们炼功,不止是株连九族,其他学员也受牵连,有的因监控效果不令队长满意而被铐、被冻、被扣分,能斗胆和我们学炼的更是严厉打骂、加期、关禁闭、戴铐子等。

队长们声称,我们是执法者,不能执法犯法,所以要管你们。可有谁不明白,我们犯了哪条法,队长们大都是在重压之下慑于上边的权力,为挣碗饭吃,哪是在执法?希望队长们及各级执法部门想一想,如果没有权力的重压,你们就是这样执法的吗?有谁真正地做到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呢?是不是拿“执法”掩盖着对权力的惧怕、对名利的贪图呢?不要把责任全推给国家和政府,个人素质也是个问题,当国家和政府出现错误时,该如何把握自己?每个人所做所为,都已成为历史,希望把握好现在。我无心指责文章中涉及到的人,但为写清楚难免提及,其实我不提每个人也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令我高兴的是许多处罚过我的人正在变好,甚至有的干警经过我们的弘法学起了《转法轮》。

(注:为保护当事人不受进一步迫害,本文使用了笔名。 )

当日前一篇文章: 一位银行职员自述受迫害真相
当日后一篇文章: 加拿大学员:这也是为了让世人明了真相